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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9年梁啟超和他的幾個朋友作為非官方的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在歐洲各個都城走馬觀花的旅行之后到達巴黎郊外的一個小公寓里面準備過冬。一戰后歐洲的蕭瑟景象使得巴黎的冬天異常寒冷，他們在沒有暖氣的屋子里而完全沉浸在各種繁重的任務中，他寫出了《歐游心影錄》，開始對之前所迷戀的文化有所覺醒。這本書的重要性倒不在于對歐洲危機的描述，而在他得出的結論，他對科學與科學精神的控訴，對于“物質”與“精神”生活兩分法的強調。那時候歐洲人對西方文明的前途也是焦灼不安，這使得梁啟超思索中國與西方關系要重新評判。
梁啟超認為，對科學的信仰最終會毀滅人類對自身的信仰，由物質世界造成的混亂和無常變幻就會侵入人類精神中那一度平靜的幽深之處。內部的生活本來是可以憑借宗教哲學等等力量離去外部生活依然存在的，而近代人呢？哲學家簡直投降到科學家的旗下了。甚至是人類的精神，也要受到唯物主義的決定論來支配。“人類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認了。意志既不能自由，還有什么善惡的責任？”
先賢真是火眼金睛。馬列主義教我們要順應規律，而什么是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既然“人的意志”無法轉移了，思想要來何用？
二
法國人曾經和我討論對求知的態度，認為“ignorance，c’est honteux! (無知即是可恥)”，你看巴黎文藝沙龍這么多，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要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多么丟臉呢。這積極的結果就是使得Diderot這樣的encyclopédiste的出現，不過他們自己也感嘆到，“幾個人就編一部百科全書，怎么可能呢……這個野心太大了！”而不好的結果，就是導致法國人普遍不懂裝懂，無所不知而淺嘗輒止。我就說道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不懂裝懂比無知還要可恥，儒家早就告訴了我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但我不好意思說另一個事實，就是我們中國人鄙視“不懂裝懂”的同時，卻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不知”的狀態。
這使我想起林語堂和辜鴻銘都稱贊的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安貧樂道，樂天知命。這莫如說他們是對這種順從的美德的贊頌。而胡適看到的是一種罪惡，他認為這樣受物質環境的拘束不能跳出來運用人的心智來改造環境，改良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特性。他認為的西方人氣質是：不安于現狀，努力奮斗改變現成的境地。
這也許和胡適在美國的留學背景關系極大，現在好萊塢的片子極具歌頌“為夢想而努力奮斗進而改變人生”的美國精神。歐洲因為貴族傳統的深厚，不像美國這樣“單純”。比如法國人對待求知，就有著“維護顏面”的動機。所以梁啟超所描述的懷疑危機，身處于“第三條道路”的美國的胡適或許未必能體會到。
三
我們人類要想安寧地生活，需要精神權威（或曰信仰，或曰境界）的引導嗎？我想是的。宗教是個特例，虔誠的教徒心中是堅定的。而對于“上帝已死”之后的當代人，尋找內心的精神權威是極其重要的。
這權威絕對不是唯物主義。物質總是在不斷更新，豐富，新發明對舊事物永遠是批判的。正所謂當前我們鼓吹的“創新永無止境”，而事實上我們就像浮萍上的人，雙腳落不到大地上，心靈也沒有安然的著落。我和法國人說起來的中國藝術與哲學，都是充滿人道的光輝的，但為什么在整個20世紀，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要如此愚蠢，先是推翻，再是摧毀自己的文化傳統呢？我們能僅僅因為希臘的政治思想家們把奴隸社會視為天經地義而完全拒絕他們的這種真知灼見嗎？
梁漱溟認為，支持西方民主與科學發展的是兩種重要的思想信念：功利與理性。從古代到現代，西方哲學的傾向一直是鼓勵一種精于計算的思想，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必要的作用。然而這種觀點最終造成了這樣一種信念：宇宙是由種種偶然的、死的和漫無目的的碎片構成的，因而其結果就是，個人變得恐懼和懷疑，只相信自己，西方文明已經“失去人性了。”
[i]梁漱溟也承認過民主與科學的重要性，但更強調根據中國觀念的原始形態，維護中國的精神生活所長。他的“中國觀念”的文藝復興是這樣的：“照我的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的人生為現在的青年解決他煩悶的人生問題。……一個人心確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動。……只有昭蘇了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才能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
梁啟超和梁漱溟的統一思想立場在于：首先，生活分為“內”“外”兩個層次，相互獨立甚至對立。中國社會思想精華正式在于它是針對內在生活的，中國的生活方式可以使精神升華，在道德上優于西方那種可悲的對物質進步的迷戀。其次是，在近代西方已漸漸認識到自身文明的失敗，并且受內在需要的逼迫，正轉向欣賞起中國傳統的價值準則了。
對后一點，我還不敢肯定，但我所見到的法國人的態度，一種是對現今中國的嘲諷，一種是對東方精神的崇拜（他們大多數分不清楚哪些是中國的，哪些是日本的，哪些是印度的）。
中國文藝復興？但愿它真的到來，我好回去報效國家。
[i] 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
virginie on 21 十一 2009 at 23:23 #
这一次，我是最新鲜的回复
但愿它真的到来，我也好回去报效国家。
nomis on 22 十一 2009 at 06:32 #
错误在于半个世纪以后人们还把马克思认作为哲学家而不是一个过了时的历史学家。
罗宾 on 28 十一 2009 at 01:31 #
文革实际上应该看作一场政治斗争，但遗憾的是它波及面太广，以致于“大革了文化的命”，并且把人性中恶的一面都带出来了
平等思想的贡献是解放了奴隶的身体，但是却把现代人的思想变成了“身份”的奴隶
罗宾 on 28 十一 2009 at 01:32 #
来英国之前刚好看了本书，叫〈身份的焦虑〉，还是很不错的～
Jiaxing on 28 十一 2009 at 11:52 #
@罗宾: 文化大革命是個太深沉的話題。我現在沒讀幾本相關的史料，其實是不敢信口雌黃的。
姜姜 on 28 十一 2009 at 16:09 #
关于第一篇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到的是这种规律或许应该用”平衡”来解释,其实质不变,但允许万物之于其法则千变万化–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释平衡一词….昨天张新木的课是请来一个法国的教授做讲座.她摩尼和太极来比喻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处世之差别.可能太极那个阴阳图是表达世界的最经典的符号.
罗宾 on 29 十一 2009 at 01:41 #
的确，我也没读过多少关于文革的东西，但其根源肯定在政治上
思考的猩猩 on 28 七 2010 at 00:49 #
这个问题我也有仔细想过。就是如果人的精神是渴望平静与稳定的，而任何宗教都有镇定剂的作用。尤其是当人类面临着完全未知的情况的时候，有信仰的人比没有的人（比如我）能展现出更多的优势，为什么不建立一个信仰呢？这里牵涉到人内心对真理的追求。虽然哲学层面来讲，一个独立于人主观意识的所谓客观真理是否真的存在值得讨论。（详见罗素全集关于真理的论述）假设这样一个真理是存在的，那么人的内心总是向往着这样一个真理的。那些由基督教编制出来的人类中心的美丽神话，在物理学的发展中节节败退，人类认识到自己在这么一个浩瀚的宇宙不过是意外，没有了上帝，存在就没有了意义，陷入了存在主义的怪圈。但是我认为因为人类进步而导致对过去神话的幻想破灭带来的痛苦并不能就因此被指责成失去了人性。西方文化的喷发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宗教。所以我认为是理性主义把人从想象的链条中解放出来，追求真正的真理与幸福。人的意义不需要上帝来定义。
ps,楼主与我大爱的梭罗很像，活得很真挚。敬仰敬仰。哈哈哈哈。